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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讲座——东君《模仿与创造》
【发布日期:2014/10/21】    阅读次数:395

文学讲座

 

 

“模仿与创造”演讲片语

   


第一个把女人比喻为鲜花的的人是诗人;因为唠叨得有声有色而出名的人是散文家;喊狼来了、让人信以为真的孩子就是小说家(前提是他如果没有被狼吃掉)。世界上有没有第一首诗?有没有第一篇散文?有没有第一篇小说?它们有没一个可以模仿的蓝本?显然,这是个问题。但这个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由此延伸出来的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关于模仿与创造的问题。

 

文学写作能不能教?显然,按照海明威先生的说法,是不能教的。他说,只有狗娘养的才会进大学学习写作。但另一位美国作家卡佛却认为,写作是可以教的。卡佛在大学里曾教过小说创作,这从他的学生所写的一篇《良师卡佛》的文章里可以看到。一位好的老师,你会感到,他们不是老师,而是朋友。他们之间的影响应该是双向的。卡佛早期模仿过海明威,后来他另辟蹊径,写出了美国文学中最漂亮的短篇小说,以至在卡佛去世后,有不少年人模仿卡佛的调子写小说。这些小说,被称为“卡佛式”的小说。卡佛的小说之所以有独创性,主要是得益于两类人:一是他碰上了一位可以倾心相授的创意写作老师;一是碰到了让他不断删改冗杂文字的编辑。所以,我们后来读到卡佛的小说,感觉像刀刻一般清晰、准确、有力。

木心认为,柳宗元是最有现代感的一位作家。我以为,主要表现在文学手法与思想境界上。思想上,柳有民主自由的思想。他否定君权神授,认为孔孟之道未必益于世用,他的思想或许与鲁迅接近,主张文章“辅时及物”,写当下的,是及物的。送《薛存义序》中说,民众纳税,是让官吏做仆役的,如果官吏无道,民众可以黜罚他。这是体现民众对执政者具有合理的监督权。这与他《贞符》一文中的民本主张是一以贯之的。柳宗元的散文跟之前一些人的散文都不一样。它有自己的独创性。

柳宗元的文章有重的一面,也有轻的一面。如《永州八记》写得很轻,但又是重的。他在《小石潭记》里面着墨写鱼,写的是内心游动的鱼,是自由思想的一种体现。

在文学手法上,柳宗元写的散文与现代散文十分接近。就像在诗歌中,李贺、李商隐、寒山子的诗与现代诗接近一样。他们都是极有独创性的诗人。

李孝光的《雁山十记》受柳宗元的《永州八记》影响甚深。陈增杰先生做校注时,举了几个句式,我这里就不再重复了。有兴趣的,自己翻看一下。

在用字上,可看出模仿的痕迹。如“布”字,柳的《小石潭记》“日光下澈,影布石上”;而李的《始入雁山观石梁记》中有“冬日妍燠,黄叶布地”。

二人都写到“酒”:

柳文:引觞满酌,颓然就醉,不知日之入。

李文:梁下有寺,寺僧具煮茶醅酒,客主俱醉。

柳文:第一记题目为《始得西山宴游记》。而李的第一记为《始入雁山观石梁记》。写山水、写饮酒,皆极率性。

李擅长写山,柳则擅长写水。但他们的文章中皆有一股清冷之风。

柳文: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

李文:风吹橡栗堕瓦上,转射岩下小屋,从瓴中出,击地上积叶,铿镗宛转,殆非世间金石音。灯下相顾,苍然无语。

这种写法,是很有现代感的。李孝光能把自然往物象与潜意识心象结合在一起。我认为,他学柳宗元,已学到了八九分。这就很厉害了。

 

明代的何白也模仿柳宗元与李孝光写了一篇《雁山十景记》。

有人说他“文宗韩柳”,我以为更偏于柳。李孝光也是如此。

李孝光写过灵峰、灵岩、石梁洞、大龙湫、能仁寺等,何白亦复写之。敢与古人较劲。

比较一下李孝光的十记与何白的十记。在我看来,何白才气不如。李孝光的《始入雁山观石梁记》、《大龙湫》有点像写老朋友。有时会写一些局部、细节,有时一笔宕开去,如写意画。而何白连工带写,用力有点猛,较劲的劲大了些,欠自然。如他写大龙湫。是从朱荡南的《龙湫志略》说起,初以为文人好奇,多溢美之词,后来在万历年间,五更起床去看大龙湫。这一路,佳景不断,多绮丽之语。始知朱言不欺。至于写石梁洞,则是文笔平平,上下左右里外都写了个遍。但他写灵峰洞就有感觉了,因为他二十年前有过游历,旧地重游,就有话好说了。后来写到了李孝光的家门口——石门潭。笔调则近于李孝光。很有意思,李孝光写家门口的诗文极为少见,仿佛是故意留给出别人来写的。

到了清朝,又出了一个试与柳宗元、李孝光、何白较劲的人。他就是施元孚。施写了《雁山二十八记》。在数量上压人。其中有一篇《始入雁荡山宿能仁寺》,大概也是仿效柳氏而作。在我眼里,施元孚所写的雁湖岗与我的朋友郑亚洪所写的雁湖岗好像不是同一个地方。因为他们的表现的手法已经全然不同了。

郑亚洪写过几篇雁荡山的文章,没有多少文字描摹山水,但处处都是山水人文之美。有些人写雁荡,终其一生,只写眼中的雁荡。但亚洪的雁荡是心中的雁荡。散文之道,我觉得这也是一路,因为它有创造性的东西。

以亚洪的《雁湖岗:典型的一夜》为例。一开头就写到了老黄的发电机。这意味着,现代物质文明已经进入大自然深处,与施元孚那个时代已经判然有别。作者上雁湖岗,自然不是寻找施元孚所说的那个沉钟(即所谓文化寻根)。但他似乎也在寻找一种东西。这就是雁荡的雁。“雁荡”二字,就是大雁与芦苇荡的合成。有荡无雁,这座山好像就没有了整体感。作者一直在追寻那种或许已然消失、或许尚存此间的东西。它是雁,也可以另外一种美好的东西,谁能说得清?

 

先读一首宋代乐清人写的一首诗,题目《野望》:“一天秋色冷晴湾,无数峰峦远近间。

闲上山来看野水,忽于水底见青山。”我们可以想象:翁卷如果是念今人,手持摄像机,其目光是时远时近。本是看野水,目光忽由仰视而变为俯视,见到了水底青山,这青山当然也有自己的影子投射其中,翁卷在这里用了一个“忽字”,另有诗,行遍江村未有梅,一花“忽”向暖枝开。本来是缓慢的镜头,忽然变快,像是快进。这首诗在翁卷的诗集里面算是压卷之作。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现代诗是如何表达这种登临的感觉。

写登临的现代诗,可以韩东《有关大雁塔》为例。韩是第三代诗歌的代表人物。他的诗和北岛他们那一代人的朦胧诗大不相同了。他这首诗写登大雁塔,没有那种老调重弹的怀古情绪,只是一些平常话语,闲闲地说,却有一种力量感。你们找一下,里面可有花哨的形容词?没有。他以日常口语入诗,故意以形而下的姿态反诗意,反崇高、反文化。我们把它拿来与杨炼那首写大雁塔的诗一比较,就能感觉得出来。有时候,在创作上,与前人对着干,也能爆发惊人的创造力。反经典,而出经典之作,这样的例子很多。

 

小说,我主要谈三篇:海明威的《灯火阑珊处》、鲁迅的《在酒楼上》和《孔乙己》。这三篇小说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写喝酒。《灯火阑珊处》中写到三个人,一年轻侍者,一中年侍者,一老人。老人的境况,没有正面描述,我们大都是通过两位侍者之口获悉。这就是海明威“冰山理论”的体现。也就说,他只写出了真相的一部分,另一部分隐匿在文本里面,让读者自己去想象。鲁迅写孔乙己的身世,多是从酒店顾客的口中道出。让海明威来写,他可能也会这样处理的。《在酒楼上》写吕纬浦,多是从交谈中得知他如何从一个激进青年变成落魄书生。温州作家林斤澜先生说,鲁迅这篇小说从无聊写起,兜了一个圈子,又回到无聊,但多了无聊之痛,一份悲凉。说到点子上了。《灯火阑珊处》写的是一种虚空,那个侍者,先是看到老人喝酒,他感到虚空,他自己后来跑到别人的酒馆喝酒,仍然是感到虚空。我们如果读过《传道书》,就能了解虚空的涵义了。


 

 

 

 

 

  原名郑晓泉。1974年出生于浙江温州。以小说创作为主,兼及诗与随笔,若干文学作品曾在《人民文学》、《花城》、《作家》、《收获》、《江南》等文学刊物发表,并入选国内选刊与年度选本。曾获2011年第九届《十月》文学奖、《人民文学》短篇小说奖、第二届郁达夫小说奖等。著有《恍兮惚兮》、《东瓯小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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